Works in Progress | 自由主义时代的城市是怎么建成的

导读

19 世纪，芝加哥在 67 年内人口从 350 人增长到 170 万，平均每五年翻一番；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铺设了世界上最早的地铁；巴塞罗那用一张网格规划图容纳了一座城市的未来。1

这些城市是怎么建成的？标准叙事的答案是：自由放任，政府退后，市场自我组织。Samuel Hughes 在这篇文章里花 7800 词告诉你：这个答案是错的。

真实机制要微妙得多——街道和下水道靠强制规划，而电车、煤气、自来水这些「生意」则被授予受监管的垄断特许，让利润最大化路径恰好等同于把基础设施铺遍全城。这不是放任，这是一套精心设计的利益对齐机制。值得读这篇文章，是因为当代城市正在用建筑许可的繁文缛节重蹈覆辙，理解一个世纪前的解法，或许能帮你判断今天的问题出在哪里。

核心观点

1. 19 世纪城市扩张的速度和质量，在人类历史上找不到先例

芝加哥 1833 年建城时只有约 350 名居民，到 1900 年已达 170 万人口，67 年间增长了近 5000 倍。1 这还不是最令人吃惊的部分——城市在急速扩张的同时，变得更美、建筑更讲究、住房相对于居民收入更可负担，而不是更拥挤更混乱。

Hughes 反复强调这个双重悖论：物质条件匮乏、技术相对原始的时代，却建造出至今仍被视为城市规划典范的街道网格和公共空间。1914 年纽约电车的平均时速是 8 英里，与今天纽约公共汽车的 7.8 英里几乎持平——一百年的技术进步，城市交通速度基本原地踏步。1 这不是个别案例，而是一种系统性的制度退化。

2. 「自由放任」是个误读——19 世纪城市的两套不同逻辑

Hughes 的分析最有力的地方，在于他把 19 世纪城市治理拆成了性质截然不同的两层：

街道、排水、地块划分，是强制性公共规划的产物。1 伦敦要求主干道最低 12 米宽，柏林 22 米，纽约 18 到 30 米——这些规定出台的时候，几乎没有人拥有私人马车，不存在对宽路的日常需求。制定这些规范的人是在为几十年后的城市立法，而不是应对眼前的需求。巴塞罗那 Eixample 扩展区（即 Cerdà 规划覆盖的棋盘格区域）与边界外自然溢出的 Gràcia 街区形成了鲜明对比：有规划的一侧街道宽阔、街角切角、内院开敞；无规划的一侧窄巷迷宫、采光不足、建筑密度失控。

电车、煤气、自来水这一层，则走的是另一条路——受监管的垄断特许经营（franchise）。1 政府不自己经营，也不放任竞争，而是给一家私人公司一张独家经营牌照，同时附带义务：必须铺到哪里、必须收多少钱、必须达到什么质量。这套安排的逻辑是：垄断让企业的最优策略恰好是把网络铺满全城，而不是只服务利润最高的市中心富人区。

3. 受监管垄断的运作机制：三条内嵌约束

Hughes 把这套制度提炼为三条互相咬合的原则：使用者付费、供应商盈利、铺张的公共机构会破产。1

「使用者付费」意味着基础设施扩张的成本直接转嫁给最终受益者，没有中央财政兜底，扩张速度与需求真实匹配。「供应商盈利」意味着私人资本有动力持续投入，不需要等政府预算周期。「铺张的公共机构会破产」则是一种自我约束机制——没有税收兜底，公共或特许机构必须对自己的财务负责，低效扩张会直接导致财务危机。

这三条原则制造了一个自筹资金、自我纠正的系统。文章里最鲜明的人物案例是 Charles Yerkes——此人曾两次因盗窃和勒索入狱，却建成了芝加哥和伦敦最重要的电车与地铁系统。1 制度设计的妙处在于：它不依赖好人，它让坏人的利益与城市的利益对齐。Yerkes 扩张线路是为了赚钱，恰好也是城市需要的结果。对照案例是肯特郡铁路：两家竞争公司各建一张网络，重复铺设、互不兼容，至今仍留下了多个重叠的车站——这是竞争而非垄断造成的基础设施浪费。

4. 1914 年是个分水岭：此后西方城市的制度创造力萎缩了

文章的真正指向不是历史，而是诊断。1 自 1914 年前后，西方城市的增长率出现了结构性下滑，住房可负担性持续恶化，城市交通没有比一个世纪前快多少。Hughes 的判断是：这不是技术问题（技术在过去一百年突飞猛进），而是制度问题——我们在解决城市集体行动困境方面的能力，相比 19 世纪的先辈反而退步了。

维多利亚堤岸工程是一个极端案例：工程师从泰晤士河回收了约 30 米深的滩地，在这条新造的堤岸里塞入了煤气管道、自来水管、巨型污水截流主干管，以及世界上第一条地铁之一。1 今天想在伦敦的土地上做类似工程，单是环境评估和利益相关方协商就会消耗掉几十年。这种对比不是为了美化过去，而是在追问：我们的治理工具哪里出了问题？

精选金句

"If we were to specify one unifying virtue of nineteenth-century urban governance, it would not be laissez-faire, but rather the alignment of private interests and public good."
「如果要为 19 世纪城市治理找到一个统一的核心美德，那不是自由放任，而是私人利益与公共善的对齐。」

"Nineteenth-century cities were materially poor and technologically primitive, but their institutions were often flexible, vigorous, and creative. We still have something to learn from them."
「19 世纪的城市物质匮乏、技术原始，但它们的制度往往灵活、有活力、有创造力。我们仍然可以向它们学习。」

作者

Samuel Hughes：Works in Progress 编辑，长期关注城市政策、住房与制度经济学，推特账号 @SCP_Hughes。1

阅读信息

来源	Works in Progress（Issue 24）
原文	1
词数	约 7,824 词
预估阅读时长	约 20 分钟
领域	城市史 / 制度经济学 / 政治经济

封面图：图片来自 Urban expansion in the age of liberalism，Works in Progress

References

1Urban expansion in the age of liberalism